《风波》读后感
小说的开篇是几笔环境描写，自然是极具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暂时放到后面来谈。先进入这个背景环境的是“女人孩子们”，他（或者“她”？）们“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作晚饭的前奏。但是坐在矮凳上等开饭的，是“老人男人”，“摇着大芭蕉扇闲谈”，这里的权力关系不说自明，在后文中，随着情节的发展，小说中的主体与这背景中的人物也逐渐建立起对应关系，而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也贯穿着小说。至于“文豪”，可以把他理解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家、错置了“诗兴”的看客，从鲁迅写作的历史背景来看固然有更深奥的身份。在叙事过程中“文豪”的存在将故事的主要人物—七斤一家人前景化。与此同时，“文豪”虽然大发诗兴，吟出来的却像是一个普通的中老年游客在旅行中拍vlog中的台词：
“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大抵是我没有甚什么文学天赋，看不出诗歌的玄妙，也可能是这位“文豪”有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父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德不配位一般的讽刺同样在这一篇小说中屡次出现，我们在后面也能看到：七斤“很知道些时事”，但所谓时事并非国政大事，而是“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邻村赵七是“三十里方圆以内的惟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结果不识四书五经只看《三国》，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便十分了不起。
前景的第一笔便是九斤老太。对于这一人物形象，文学院的国家玮老师深入探讨了以这一类人为代表的不平家的心理机制，链接在文末，有兴趣可以看一下[1]。小说的第一组矛盾就在这里展开，即老人与孩子之间的矛盾：九斤老太对年轻一代人或几代人甚至任何新生事物的不满，以及后者对前者倚老卖老的厌烦。曾孙女六斤跑到树后骂老太是“老不死的”，而孙媳七斤嫂则用秤砣斤两的度量问题反驳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这一反驳甚至似乎有些科学理性的意味，但是九斤老太依旧坚持基于自身经验的观点：“一代不如一代！”。这像是为“老人—孩子”矛盾结构提供了一个高大上的哲学阐释，听起来“很鲁迅”，但是实际上这一解释并不能立得住脚，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问号或者感叹号暂时留在这里。
随后便是七斤嫂与丈夫七斤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九斤老太刚刚发了一通牢骚，转而就是七斤嫂对七斤的一顿怒骂。有研究者用压力流来解释七斤嫂的愤怒，即听了老辈的牢骚话后将一股懑气发泄给丈夫，而不单单是叙述者所说的回家晚要浪费灯油[2]。当然，七斤嫂对做什么事都要“慢慢地”的“窝囊”丈夫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很明显也不是父权社会中符合女性性别规范的“操演”的失败，倒是操演的成功案例。小说中七斤嫂屡次对丈夫“动怒”，甚至是在众目睽睽中当场数落丈夫，反映的是一种国民劣根性的频繁重复从而塑造起来的主体—类似的形象还有豆腐西施杨二嫂等，在其身上流氓性与奴隶性同时作用—凌弱、恃强[3]。有研究者说这是一种能作“出场人物”的主妇的虚荣心作祟[4]，我认为也很有道理。回到七斤嫂与九斤老太的关系，用“科学理性—经验”来解释就显得很扯了：七斤嫂是找一个说辞试图压盖九斤老太的话语，借此巩固和保卫自己的位置罢了。在家庭中，过着犬儒主义生活的七斤是总挨老婆骂的，似乎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位置。他做事的节奏是缓慢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除非影响到自己身家性命）。与之相对，七斤嫂做事雷厉风行，如果说小说中是描写七斤的地方要加上“慢慢地”，那描写七斤嫂就要加上要“忽然”：“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忽然恍然大悟的道”，“忽然又绝望起来”，“忽然又恨到七斤”等等。我想这也是叙事过程中的作者的心计，有点像《雨中的猫》—女性的动态与男性的静态形成的对比。但是这都不是能给小说人物下定义的草标，人物之间的张力也不一定只往一个方向发展。这在后文中也会得以验证。
当七斤挨骂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也随着叙事者关注点聚焦于七斤身上—这个“转出小巷口”的男人是个什么德行？或许我们正期待着“身材高大；青白脸色”这样的外貌描写，但作者却悠闲地将叙事线回溯到七斤的祖父，写写七斤的生计等。同样，就在前两段中，在九斤老太发完牢骚和七斤嫂的反驳之间，叙事线也回溯到过去，写九斤老太过“五十大寿”后变成了不平家。这样频繁的中断似乎颇有些影响阅读体验，但是我想作者可能正是通过这样的叙事来让读者明白还有一对矛盾隐藏于“过去”与“现实”之间：九斤老太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并没有她那句名言挂在嘴边，而七斤过去的生活一直是安稳而“飞黄腾达”，如今却面临“辫子”的重大危机。
七斤终于出场了：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低着头，慢慢地走来，坐在矮凳上。”
我没有好好学习过鲁迅，但伟大的作家必定是惜字如金的。有趣的是作者花了足足14个字来描写七斤的烟管，而且即便是前文已经费力地列出一系列定语，在后文中作者也并没有随意地写一个简略的“烟管”，而是重复了这冗长的定语，我想这是别有用心的。相比于这烟管的主人，这烟管似乎更吸引人注意力，甚至喧宾夺主：七斤长什么样，叙事者都没直说。从某种程度来说，烟管的华美是七斤作“出场人物”的标志，与此同时烟管也像是一个镜像。与其说叙事者花费功夫描绘烟管，倒不如说是七斤在心里默默描绘，并陶醉其中—其“低着头”有可能是在凝视手中的镜像，透过烟管来审视自己完整的“出场人物”的主体。这样，文中一次又一次费力的描绘，就印证了镜像带来的异化（alienation）。七斤的出场时的烟管大概是叙事者的视角与七斤视角的重叠，而在后文中各处出现的“烟管”更有可能是源于七斤的视角。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自恋正遭受主体的怀疑：皇帝坐了龙庭，张勋扶废帝溥仪复辟；皇帝要辫子，自己没有辫子，小命难保。正怀疑着，那边七斤嫂的唾沫星子就喷了过来。六斤也是个有眼力的娃，见家庭关系的天平的重心正在往母亲那边滑，便跑出坐在七斤身边，“叫他爹爹”，一个可爱懂事的小姑娘形象跃然纸上。可惜七斤心事很重，就没有回应。
这里的辫子的有无像是那一封失窃的信，其内容要求本身究竟如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其实是并不清楚的。清政府自1900年以后对于辫子的要求已经变得十分模糊，在“革命党”手里就是该剪，在张勋手里那是表忠心的绝好利器，而在咸亨酒店就成了免死金牌，但十几日之后又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辫子问题捕获了七斤，同时也像一个Nom-du-père，一个突如其来的介入，让七斤不得不放弃想像。一方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缺失”，另一方面这一现实问题极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命运。
这只是这篇仅仅4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的开端，但是作者通过极为悍练的笔法已经向我们交代了许多许多含义，其内容之多层次之广令人瞠目结舌。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等待着他们在小说故事与情节的发展中继续解答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