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读书笔记
简介：
《明夷待访录》乃明季儒者黄宗羲所作。其书历数往史帝制之利弊，对君主专制大加挞伐，主张民权，深为清末变法者所认同。
黄公者，表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绍兴余姚人氏，故后世多谓之“黄梨洲”，此公亦是中国古代思想启蒙者之一。
此书之名取自《易经》“明夷”一卦，爻辞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指智者出于危难之中，“待访”则为等待后世明君寻访其论，以为其用。书名寓意着作者在兴兵复活失败后对未来之复兴的理想于遗志。
以上作为此书与作者之简介，下文便对前二章内容做概括总结，并就自己的知识进行分析与解读，一家之言，不足为鉴。
第一章
本章其实算是作者的自序。
开头结合了明初学者胡翰的“十二运”理论，提出一个疑问：“何三代而下有乱无治也？”这是对孟子的天下“一治一乱”理论的反思。若如“十二运”理论所述，自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前477）至满清康熙二年（1663），这长达两千一百四十年的时间“皆在一乱之运”中。那么康熙二年后社会秩序应当有所恢复，然则就黄梨洲所处的时局与其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似乎并没有丝毫恢复的气象。
康熙二年，也是明永历十七年，是年十月，满清攻陷金门和厦门，沿海地区唯余张煌言孤军顽抗。十一月，郑成功遭受满清与荷兰夹击，寡不敌众，因而连连败退。这在明季时人看来，乃是复国无望之景。
（张煌言的故事以后或许会在明季南略系列中讲到，其志其行，亦足以名垂千古了）
黄梨洲作为一个在满清入关后散尽家财组织义军反抗的遗民，起初对这个理论寄托厚望，期待着这个杀人如麻的新政权能如蒙元一般迅速解体，然后复国。待到彼时，复国的新朝需要人才时，他便可出世受访，施展宏图。此正如箕子见访于武王，也正是“待访录”的内涵。
然而数十年光景匆匆，黄梨洲俨然已是耄耋老者了，满清政权并没有如他所愿垮台，反倒是南明的抵抗日薄西山。于是他对“十二运”彻底失望了：“秦晓山十二运之言，无乃欺人！”（《破邪论•题辞》）于频临崩溃之际将最后的信念寄托于虚无缥缈之论，当发觉其为谬谈时的绝望，尽在这一言之中了，实乃悲剧！
第二章 原君
此即本书正文之始了，同时也是《明夷待访录》为后人称道的经典篇目之一，一言以蔽之，黄梨洲在此章批判了祸患无穷的君主专制。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作者开篇便一扫孔孟性善论，点出了人类“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的自私本性。这颇有荀子性恶论的意思，但却并没有落到自由主义那样对自私的利用上。在其对于君主性质的论述上可见一斑：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古代君主的本质，应当是为天下人谋福利，为天下人除祸患的人，天下之人受到这样的人管理，能够获得更佳的生活，因而推戴为君。这样的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他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勤劳与能力，创造出更多价值，却又不像常人一般独享其财，而是让天下人共享共惠，这便是有德者，有德者，当居天下。
可见，中国古代君主的产生似乎又不局限于社会契约论中的权利让渡，更多的在于上古先民对于有德者的崇拜以及有德者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负起造福天下之人的责任才是第一位的，通过为众人谋福利而获得足以满足其正常生活的对等报酬倒是末位。
所以会有诸如许由、务光推辞君位不受和尧、舜择贤者禅之的传说故事。在上古先民眼中，君位更是无穷的责任，而不仅是无上的至尊。
（相传尧帝欲禅位于许由，许由不受，遁于箕山下隐居，尧帝又欲让他统领地方，许由便去颖水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这种世俗污浊之言。）
对于黄梨洲的这段论述，今人应当也是相当赞同的了。早期这种民众拥戴贤君，贤君倾心为民谋福利的政治模式也进而衍生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便是对传统美德的一种继承。
而后笔锋一转，论及后世人君，自从建立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后，君主把天下视为自家的私产，于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在这里如果引入主权概念的话，则是君主将邦国的主权从万民手中拿去了。天下不再是大家共有的，而成了君主的家产。家天下之下的人民，也就相当于君主的家奴了。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如果君位的继承人荒淫无道，那么就如文中“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名之为独夫。”而民对君出自尊崇的爱戴也随着专制之君的异化变成了单向的侍奉义务。民与君的对等关系也变成了压迫关系。
这偌大的天下成了一家私产，又有哪个野心家不是对那顶平天冠朝思暮想呢？这执掌天下威权的地位，又有几人不欲居之？于是君主造福万民的责任倒成了次要，如何守住家产却成为主要矛盾。宋朝各部门之间互相无休止制约的中央官制以及中央对地方层层盘剥的地方行政便很好的体现了宋君开国的初衷：守住家财！
“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崇祯皇帝又何尝不晓此道理，不然也不会在闯贼攻陷京师后对公主说：“若何为生我家！”
因此，黄梨洲在《原君》这章中阐释了他对于君主性质异化的看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则是：君最初作为万民中的有德有能之人，是受到万民推戴而出的，他的立足之本是为了造福于人民。所谓“原君”，盖如是也。然而在后世的演变中，君借助万民推戴他的地位与权力，把天下和万民都变成了自己的私产，民贵君轻的宗旨被本末倒置，万民成了独飨其君的奴仆。这背弃了君主之所以成立的根本条件。
一言以蔽之：君位是一种造福百姓的责任，而不是蚕食百姓的享受。
“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笔者本人对黄梨洲的这段论述是相当赞同的，个人的拙见更倾向于对“原君”内涵的继承，在位当权者应当遵循自己立业时的初衷，便如下图：
不过这里还是要注意一点，早期儒家向来是主张以民为本的，君本位的代表是法家。战国中后期秦国重用法家后的日益崛起进一步扩大了法家思想的影响力，所谓荀子的儒法合流更是说明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动摇。至于秦汉以后的儒家更是多次巨变，而黄宗羲对原君的重申更可以看做对儒家民本的回归，与其说是思想的进步，更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批判继承。
下期讲讲《原臣》，没空的话就姑且把五一旅游的游记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