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是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作者岳南老师耗时8年多的心血，翻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多次去实地考察采访，以纪实的手法、深厚的情感、酣畅的笔墨回顾抗战时期，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界大师跟随国民政府转战迁徙，共赴国难艰苦卓绝的生活和学术历程，以此缅怀民国大师的铮铮风骨和文采风流。全书煌煌120万字，分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被亚洲新闻周刊评为2011年度十大好书。
民国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民国无论是在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礼遇都十分优渥。当时高校知名教授的薪资是普通人家的几十倍，比政府部长的薪资还要高。
然而，倭寇入侵，狼烟遍地，时值我国力衰弱，失城丢地，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然侵略者的残暴与我抵抗的失败并未让我们屈服，国民政府首都一迁武汉、二迁重庆、后期重庆几欲不保、欲再迁西康，坚持抗战，矢志不渝，绝不言降。
在山河易色、民族大是大非面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拒绝做亡国奴，为了保存文化的火种，他们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不离故国，长途跋涉，转徙千里，与政府和百姓同赴国难，勇敢面对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坚持教育育人、学术抗战、焚膏继晷、薪传火播，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承续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其精神风骨，让人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群贤南渡，最后落脚西南，形成了重庆、成都、昆明、李庄四个学术中心。在昆明，北大、清华、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
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书：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所谓北伐，还我河山皆成虚愿。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因看不到抵抗的希望，国民政府汪、陈之流的大批政治精英和军队成建制地投降日寇，沦为汉奸，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而这些大师们虽然也曾一度悲观，但却没有一个人屈服。陈寅恪曾做诗写出了当时大师们的悲凉心境：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乡关几万程。他们不是因为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而终于等到了抗战的胜利。
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建西南联大落户昆明，当北大的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每个人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大师。自古文人相轻，然此三人都是谦谦君子，迅速、高效地整合了三校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招生复课、教书育人、笔耕不辍。
当云南王龙云想托情让自己的孩子破格入联大读书，被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拒绝后大怒，欲找茬刁难联大。但后来了解到梅贻琦校长自己的孩子因分数不够都未能上西南联大。对梅贻琦校长由愤怒转为敬重，此后尽其所能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和工作提供便利。
抗战前，陈寅恪在清华有一套房子、还有一套四合院，两边都有佣人。颠沛流离到达西南后，因恶劣的环境，得了严重的眼疾。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教授，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起初陈寅恪不愿意与困难之中，离开祖国与同仁但因眼病加重，又无药可医，为了治疗自己的眼病，才于41年陈寅恪赴英就职。
可刚达到香港后，却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攻占。陈寅恪全家为此被困孤岛，生活无着。日本人知道陈寅恪的分量，竭力拉拢，专门上门送来了两袋大米。当时，这两袋大米不仅意味着全家人的温饱，还意味是全家人人身上的安全。而陈寅恪却竭尽全力，把放在屋子里的两袋大米拽了出去。后来，带领全家己经辗转，返回内地，直到抗战结束。
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战前住在北总部胡同3号，是北平最好的文化沙龙，被称为“太太的客厅”。然而迁徙到四川李庄变得十分凄苦，林徽因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病却缺医少食，梁思成为了给妻子治病，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当时梁家穷得吃不上饭，梁思成把自己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笔都卖掉了，为得是换一点粮食和医治林徽因的药品，他的儿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了冻疮，久治不愈。
但即使生活困顿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梁思成患有严重的颈椎病，经常疼得抬不起头来，他就用一个花瓶放在画板面前，托住自己的下巴颏，用单位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长时间画图，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手绘本。
……
每每读到这些故事，总是心绪难平。这些原本生活优越的人，后来生活如此潦倒，甚至是危机四伏，但是他们仍然能不改其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好日子的人，很难再去适应困苦的生活。很多人在这样的转变中都会沉沦甚至变节，但民国的这批知识分子超越了人生的弱点，在命运的转折和包围当中，迸发出了光芒万丈的理想主义光辉。
我在思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越来越推崇那个年代的那一批大师。
是因为他们苦难的生活吗？这些苦难，只是让我哀叹与悲伤，还不足以惊奇与震撼，因为当时全国军民都处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中，比这悲惨的人还有很多。
是因为大师们高深的学问吗？其实说到大师们的学问，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如果没有抗战爆发，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被迫南渡，这些人在今天，会不会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是这些苦难成就了他们。时穷节乃见，他们在经历、抵御、战胜了这些苦难后向世人展现出的不屈的精神风骨，那就是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相反却是血脉喷张地迸发出一种坚如磐石的韧性。
正如费正清发出的感叹：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够在如此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忍辱负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这个成就与精神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也是人类历史的光荣。
正是这些不愿屈服的大师们铮铮铁骨的风骨构成了我民族的脊梁，才使我中华不亡，我中火文化不亡。
忆古思今，如今当下的学者，学术水平姑且不论，当然是无法望昔者之项背的，就其风骨而言，也难以让人敬畏。他们怨气满怀，动辄责难祖国，满口道德，让他人牺牲奉献，自己却拿着外国国籍，准备一旦国家有难就溜之大吉，所谓专家，甚至都已经沦为段子和笑料。
追忆大师的背影，感受理想的美好，体味信仰的力量，致以我们由衷的敬意，也带着十分悲凉、沉痛的心情追问：大师远去还会有大师吗？
《南渡北归》（全新经典三卷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 南渡》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南渡北归. 北归》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与揭示。
《南渡北归. 离别》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战争爆发，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朱家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蒋梦麟、叶公超等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陈寅恪、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理想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扼腕浩叹的同时，更可以“在史中求史识”，有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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