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读后感
前几天吕霞突然问我，对别人说的“女人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这句话怎么看？我说三言两语说不清，你还是看书吧。于是我就向她推荐了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
但是吕霞太忙碌了，很难有闲暇的时间看书。所以我想可以由我来写一篇读书笔记，把书里的主要内容提炼成扼要的段落，一方面可以给吕霞速览，另一方面也让自己乘此机会把这一本原先半途而止的书读完。
先简要介绍一下作者：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1908年1月9日，于1986年4月14日去世。其代表作除了《第二性》，还有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名士风流》，关于新中国的《长征》，以及关于她和萨特的故事《致河狸的书信》、《永别的仪式》。
单看生卒时间不够直观，简要来说：波伏娃出生那年，恰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她的少女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她的创作大部分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图中的法国巴黎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里；她去世时，我们这一代人刚出生不久。
关于她的生平和成就，我不再赘述。我所能写的并不比网络百科更详细，不过我想就关于她几个标志性的东西写两句自己的感想。
第一是关于人生信仰。
波伏娃在19岁时写下了她后来广为人知的独立宣言：“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Je ne veux pas que la vie se mette àbai avoir d'autres volontés que les miennes）”。
这句话从字面上而言很容易解释，但其内涵可以延伸很多。比如“屈从”指的是什么？比如“他人的意志”又是什么？因为时间、地域、文化、经历，当然还有性别的隔阂，我无法确切地把握波伏娃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说出这句话，但我赞同并深信即使在现实中有无数的束缚，人的精神仍然应当是自由、不受任何人压迫的。
然而，现在我觉得，现实中这种自由又是难以企及的。并不是说他人有意压迫我们，而是遵从于社会既有的轨道是最轻松的活法。只要遵从先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意志，就不用花费精力去做额外的思考。但是反过来说，在无形之中，我们的人生也就被“他人”塑造了。
那其中的差别是什么 ？在我的观念里，差别即在于“质疑”，也就是在接受外界的一切的时候，增加一个自己思考的环节——什么是正确的？它为何正确？是否有其他的正确途径？
第二是关于爱情。
讽刺的是，关于波伏娃这样一个以女权主义为代表作的作家，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依然是她和萨特的恋情。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出生于巴黎，1980年去世。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恶心》、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64年，他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
此处省去波伏娃与萨特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扼要的说，就是哪怕女神也抵挡不住死皮赖脸的追求，更何况这个不要脸的还是一个天才。
在确立恋爱关系时，两个人达成了那个充满争论的契约：“没有婚礼，没有婚戒。共同生活，共同创作，但保持各自的独立。没有隐瞒，尊重对方与他人的性关系”。
波伏娃与萨特终生遵守了这个契约，两人互不占有，却又密不可分。萨特有过几段结局并不如意的婚姻，波伏娃则放弃了婚姻。1986年波伏娃去世时，根据她的遗愿，将她与先于她6年离世的萨特同葬于巴黎蒙巴纳斯墓地。下葬时，她的手上戴着曾向她求婚的美国作家奥尔格林赠送的银戒指。
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契约要么是简单粗暴地不屑一顾，要么是想当然地浮想联翩，认定这是违背人伦的荒唐之举，又或者是不负责任的猎艳生活。在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以及其他一些传记里，都把萨特描绘成一个性格古怪的天才花花公子，而波伏娃则是一个被动的、在两人关系里默默付出的受伤女性。在他们的文章里，两个人的关系充满了懒觉、妒忌和失望。
但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一定是这样吗？他们从那一份契约里获得了多少幸福，又遭受了多少痛苦，难道不是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吗？
当年我看完《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之后，是这样写的：
她眼中的爱情，是“你和我将把自己的全部给予对方，此后，我们真诚相爱的同时，各自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她对爱人所说的情话，是：“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请你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她笔下的婚姻，是“联合两个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不是一项弥补。”
如果没有波伏娃长久的精神支持，萨特敏感脆弱的灵魂未必能够支撑到他的作品被社会所认可，很有可能在服用精神药物那会就迷失堕落了。而如果没有萨特不断地为波伏娃抬高生活的目标，她也有很大可能就止步于一名优秀的教师或者小有名气的小说家。
他认可她，他了解她，他看透了她，他把自己的一切与她分享，他激发了她的全部潜力。她是他所塑造的试验品，他成功了。
这两个人如此得聪慧，以至于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办法找到彼此能给对方那种特殊的东西。唯一的遗憾是，对于波伏娃来说，可以塑造她的人不能给她一个家庭，能够给予她家庭的人在精神上无法与她等量齐观。
也许在这里波伏娃又落入了她想逃离的陷阱：女性还是会跟随她所仰视的那个男性。在她这里，这种让她仰视的东西不是金钱或者地位——她唾弃这些——而是萨特的天才。
萨特最终也不会向波伏娃求婚，那样做就把她与他其他的女人相提并论了。只有成就她的文学、哲学和社会地位，这才是他能给她的不可取代的东西。他们两个人用生命，实践着共同的哲学。
第三，是关于左翼思想。
这一部分与书关系不大，我不详细展开，简略写两句。
马克思在伦敦写下了《资本论》，列宁在莫斯科建立了苏维埃，然而在我的认识里左翼运动的中心依然是巴黎。左翼的思想从大革命时代酝酿，以巴黎公社为代表，一直延续至今。
受到这样一个城市和这样一个时代的影响，波伏娃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左翼人士。她曾经受邀访问北京，并根据所见所闻写了一本《长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中，她和萨特一起，站在被侵略者、被殖民地和底层人民的的战壕里奋笔写作。1968年“布拉格之春”，她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我想，所谓社会主义，其定义权绝不在苏共或者某个政党的宣传文章里，而是在一个关心人类、关心社会并且努力思考的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