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人的心灵》有感
鲍鹏山先生用如椽巨笔不仅写出了中华三千年的文学史，更用自己热烈的情感和敏锐的思想塑造了在三千年的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刀口舔血的军事缠斗中卓然不群、彪炳史册的文人君子。他们个性鲜明，文风各异，但是鲍鹏山先生却总喜欢把不同的文人进行比写，不同的曲调并没有构成“驴唇不对马嘴”的噪音，而是谱成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天籁，我想，必定是有一种风骨贯穿三千年的文学史，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吧。
01
于“不同”中看个性
“不同”是同片夜空下辉映的烟火。在相同的时代，面对同样的环境，总有人用赤忱之心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迷者之歌》里，鲍鹏山先生写鲍照时，就把他和同时代的陶渊明、谢灵运进行了比较，说“那时代的三支笔，一支写田园（陶渊明），一支写山水（谢灵运），一支写社会（鲍照）；一支写两相忘，一支写两相烦，一支写两相缠。”这是多么绚丽的交织啊，处在皇权更迭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南朝，不同的人生可以酝酿不同的色彩，文学的天空亦可以容纳斑斓。
陶渊明以一身傲骨脱离世俗，既然无法改变那个时代，就用自己的方式与时代和解，获得“安心”，四言和五言是他从容不迫的步调，人生如梦是他“心远地自偏”的幸福，既然人生注定虚无，又有什么可以萦绕于心呢？而在我们眼中，谢灵运则与其他两位天差地别，他是“既得利益者”，他有沉湎红尘俗世的资本，但幸好，自幼聪颖但又任性妄为的谢灵运注定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主儿，他就像是一个棱角分明的多边形，即使身处高位，亦处处牴牾，于是，“清高是他的品格，无奈是他的遭际”，田园无法入他法眼，山水成了他必然的选择。如果说谢灵运是苍穹的浮云，那么鲍照便是脚边的黄土，他来自民间，经历了底层的悲凉，却不灭心中的热情，不管是边塞诗、宫体诗，还是艳情诗，不管是乐府诗，还是七言诗，都是他激情如火的写照，面对风雨如晦，没有以“关照心灵”为借口的自怨自艾，而是直面风雨，直面社会。
“不同”是历史树根上生长的年轮。不仅相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择，其实时代滚滚向前，总有一些故事似曾相识，总有一些抉择一次次叩问着心灵，比如生与死。鲍鹏山先生在《听那历史的哭声》中就对比了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
“屈原的死是伟大的，因为它表明作者对荒谬世界的背叛，个体以‘死亡’的形式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显示自己的最终没有屈服。”屈原是一位悲剧的歌者，他的死亡让无数人唏嘘，以至于很多学者为他寻找不必死的可能性，但我觉得，他的死亡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鲍鹏山先生所说，“他开始从‘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表达愤怒，提出诉求”，在战国这个群体性凌驾于个体的时代，屈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拓荒者，他的高蹈必然导致“高处不胜寒”的孤寂，那么他除了死亡来成全自己的主张，还有其他的路吗？
“司马迁的忍辱不死也是伟大的，因为它体现出韧性的战斗，并且给我们以乐观的启示：伟大而顽强的个性可以在对体制的激愤与抗争中完成自我的使命，实现自我的意志，个性甚至是不可以被打败的。”屈原的死亡无可挽回，否则也会被与他格格不入的世界所逼迫，但司马迁虽然也面对着政府的羞辱、人群的歧视，但除了死亡，他还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并让《史记》名垂千古。《史记》中亦有对“人”的重视，对“个性”的高扬，但司马迁还可以在屈辱和坚韧中，继续那个太史公的使命，我们不得不说，《史记》是司马迁顽强个性的胜利，也是时代进步的注脚。
02
于“和”之中见风骨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出自《论语》，意思是说，道德修养高的人善于用自己的思想协调各方面的矛盾，使一切达到和谐，但是却依然保有自己独立意志。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种智慧，它避免了表面上“和谐”随大流所造成了恶性竞争，最终导致的“不和谐”。所以不管是陶渊明的清逸，谢灵运的清高，还是鲍照的清醒都有了用武之地；不管是屈原的慷慨赴死，还是司马迁的忍辱不死都可歌可泣，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的初心而歌。
对于社会而言，虽说古代的中国常常因封闭自守而遭人诟病，但它依然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依然可以包容差异，没有总是强求一致，让蓬勃绚烂的生命树林沦为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