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爱苏东坡，欣赏苏东坡的作品，就应该看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因为该传记给苏东坡的每部作品都添加了时代背景。
林语堂先生太喜爱苏东坡了。1936年去美国时，除了行李，带的都是有关为写《苏东坡传》准备的资料。先生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荡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我深以为然。
林语堂先生学识太渊博了。他在写苏传的同时，对宋词文学史的研究捎带了对唐诗衰落的看法，对始于宋的文人画的研究中对比了绘画、雕刻、音乐和建筑，得出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的观点。
林语堂先生太愤怒了。北宋的极权统治导致了朋党之争，而朋党之争最终消耗了国家的人才和物资储备，国力衰竭，小人当道，终至宋朝走向衰败，拱手将江山让与金人。
林语堂先生深研宋代历史，精读苏轼著作，告诉给我们一个全面的苏东坡。
一、童年与青年（1036-1061）
一〇三六年，宋仁宗景佑三年，苏轼出生。
苏轼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仁宗皇帝统治之下，边境与辽、金、西夏相安无事，贤良之臣在位，有文采之人受宠。虽远在四川眉山，幼小的苏轼早就听闻了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
苏家家资饶富，但苏轼的父亲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直至儿子苏轼出生才追悔韶光虚掷，痛自鞭策，开始发奋读书。
父亲既已热衷于读书，对孩子的要求自然也高，苏轼六岁就被送去读书。虽天资聪明，但仍沿用了背书、抄书的笨办法，深刻理解了历代经典的精髓，以致苏轼后来写词、作诗、为皇帝拟圣旨时引用历史往例，皆能信手拈来。
心中中意的虽是自己的堂妹，但十八岁的苏轼还是依父母之命，迎娶了后来长眠于“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的青神王弗小姐。
二十岁，苏轼和弟弟苏辙随父出剑阁、越秦岭，奔赴京城开封赶考。
殿试的主试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学权威，其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人之荣辱成败。苏轼之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和简，文辞和内容都得欧阳修激赏。可惜，欧阳修以为文章是自己颇有才气和文名的好友曾巩所写，为避免招致非议，将应为第一的文章列为了第二，苏轼由应得的状元变成了进士。
欧阳修太欣赏苏轼了，后来读苏轼来信时，竟喜极泣下地对同僚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一〇六一年，二十五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心神不安的苏轼只身赴任，第一次尝到了和友爱甚笃的弟弟分别的滋味。
二、壮年（1062-1079）
三年后，苏轼解除官职，返回京都。此时宋朝最英明的仁宗皇帝去世，幼主英宗即位。英宗早闻的大名，让其到史馆任职，苏轼借此饱读了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
可惜，二十八岁时，苏轼的发妻王弗病死。苏轼与妻子感情真挚，一直处于对亡妻的深深思念之中，十年后终于有了流传史册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美之词。
不幸的是，第二年，父亲又病死了。兄弟二人回家墓庐，三年后才重新返京，自此宦游四方，再不曾返回故里。
以儒学为准绳的苏轼是合格的儿子、兄长、丈夫以及父亲。
一〇六九年，苏轼、苏辙回到京城开封。自这一年起，中国卷入政潮汹涌的新社会试验里。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当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
王安石在太守任上政绩斐然，仁宗皇帝在世时，欣赏王安石的政绩，把王安石调入朝中为官。王安石向皇帝兜售自己的改革思想，仁宗通过谈话和观察，发现此人过于偏激，没有重用。当时的朝中大臣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的改革意见也侧目而视。
贤明的仁宗无子，王安石曾推后来的英宗为帝。给英宗之子，后来的神宗司文书事的韩维与王安石交好，极力向神宗推荐王安石。
一〇六七年，二十岁的神宗即位，当时西夏、契丹（后称辽）、金不断侵边，神宗雄心万丈，愿在西北用武恢复国威，决定用王安石之法改革以求富国强兵。王安石深知会遭到稳重老臣的反对，先向皇帝示明“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神宗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即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终不幸而如此。
改革开始了，御史台遭到清肃，谏官全成了王安石的人，大刀阔斧地排除异己，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仁宗皇帝用几十年思想自由气氛擢拔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干练有才的元老重臣如司马光、韩琦、富弼、吕晦、文彦博、范镇、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反对变法。王安石、吕惠卿和一批野心大、精力足的无名小人在皇帝支持下积极变法。全国官员已分成了两个阵营，君子为道义而争，小人为权力而争，抗争此起彼落，结果各得其所，贤德的老臣纷纷离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
苏轼个性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从不隐瞒观点，就像吃饭时见饭中有蝇子，不得不吐，刚回到京城就为变法之事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极力陈述君权民授，为政当容清议。
一〇七〇年，元老派中的张方平、韩琦告老还乡，而后王安石出任相职，为此欧阳修马上辞职，随后范镇、司马光辞职。后司马光多次谢绝皇帝任命，闭门不出，倾全力续写《资治通鉴》。
一〇七一年，苏轼出任开封府推官，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矛头直指王安石。正如所料，其终立遭罢黜。朝廷上终于平静了。
弄走了政敌，改革派内乱开始了，王安石之子王雱攻击了吕惠卿。吕惠卿先是勾结邓绾，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控告王安石与叛逆串通。王安石反击之下，吕惠卿入狱，邓绾被罢官。狱中的吕惠卿使出了杀手锏，交出了其保存的与王安石之间的私人信件，内容有“无令上知有此一帖”，皇帝终于气恼，王安石失势了。王雱亦深悔自己行为鲁莽，背生恶疮，无药而死。王安石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一〇七六年，王安石辞官归隐。
一〇七一年七月，苏轼携眷往杭州赴任。初到杭州，即惊叹“故乡无此好湖山”。苏轼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苏轼沉醉于杭州的美丽和温柔，杭州人喜欢苏轼的朝气与潇洒。
当然，苏轼和杭州最紧密的联系，是西湖，“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轼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轼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能尽其才”。于是有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画像。
监狱有一万七千囚犯，因变法导致无力还债、或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作为杭州通判的苏轼，一方面尽量拯救多难的人民，一方面写诗讽古喻今。他的讽刺诗显示出他激烈而固执的一面，对当局的不满如蝇在食，不得不吐，“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清楚而深刻的表达了人民的不安、失望、忧伤、甚至恐惧。对政局的担心，也使他夜不安眠：“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
当然，苏轼的性情旷达自由，仍能使他随时随地自得其乐。工作之余，他的足迹踏遍了杭州及周边大好河山，与名妓高僧的交往大量充斥了苏轼此时的作品。
苏轼遇有歌伎酒筵，绝不躲避，给歌伎写的词流传也广，但都不及于艳。唐朝诗人淋漓的元气和强烈的感情在宋朝已不复存在，律诗的陈腐也逼人创新。词因秦少游、黄庭坚、晏几道、周邦彦的创作而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自苏轼发现了词，宋词便脱离了柔糜伤感的滥调，有专供谈情说爱变成了直抒胸臆的工具。
一〇七四年九月，苏轼转任密州太守。密州贫瘠，吕惠卿创兴的免疫税令百姓倾家荡产，儿童饿死者甚多，苏轼收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弄得自己家亦日贫。但此时的苏轼，愤怒与火气全无，诗里显示出安详平和、顺时知命的心境，“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对兄弟苏辙的思念，让其创作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中秋佳篇。像《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一样，只要涉及思念，苏词总会成为千古绝唱。
一〇七六年底，苏轼专任河中府，进京途中，在济南弟弟家停留一月。期间京城王安石、吕惠卿、邓绾、相继失势，王安石复相又免相。到京城时，苏轼被告知转任徐州太守。
徐州盛产刀剑，黄河自城边流过，鱼蟹繁多，风光甚美。
但三个月后，黄河大水围城四十五天。苏轼带领全城军民抗洪成功，百姓欢天喜地。为永免水患，苏轼请旨要来钱、粮、人工，在城东南建起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墙上，又建百尺高黄楼一座，并作文以记盛况。
此时欧阳修去世，苏轼成了文坛之主，其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在徐州时的苏轼，被整个学界尊敬、景仰，被百姓爱戴，一个充实、完美、练达、活跃、忠贞的苏轼出现了。
一〇七九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谢恩奏章上，表达了对“新进”当权派的不满，这是当时对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的特指。这次苏轼终于捅了马蜂窝，当权的“新进”李定、舒亶搜罗苏轼诗词，告其不忠于君，无理于朝廷，派人去抓已到湖州的苏轼。苏轼与家人临别时，为使夫人放心，讲了杨朴被逼做官去见皇帝时的一首诗，“更需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吐蝇为快的苏轼终于于七月二十八被官家逮捕，送进皇家监狱。
李定、舒亶以整死苏轼为己任，定了他四条大罪。但机智的苏轼在狱中多次给弟弟写信，细表对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信终得入于皇帝之眼。皇帝亦亲自派人去狱中探查，终于认可了张方平与范镇对苏轼的辩解：是坦诚的批评而非恶意的中伤。
旧年除夕，在狱中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后，苏轼终于出狱，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宋朝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落下帷幕。
以儒学入世的苏轼尝到了其人生最苦的一杯酒。
三、老练（1080-1093）
一〇八〇年，正月初一，苏轼和儿子苏迈前往黄州。苏轼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追求心灵的宁静，转向了宗教。但深藏内心的儒家思想又把他拖向相反的方向。
多年的流离生活已耗尽了家中中的钱财，苏轼生活确实困难了。好在太守让其住在长江边的驿亭临皋亭上，远望长江对岸武昌山色之美，苏轼成了江山水月的主人。
随着家眷的到来，苏轼在黄州城东二百米处山坡上，建房三间，下建茅亭，亭下即有名的雪堂，堂前有屋五间，是到黄州第二年雪中竣工。米芾，二十二岁时到雪堂与苏轼论画。陆游，在苏轼去世七十年后到过雪亭，犹见苏轼画像，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台阶下，有小沟，上有小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终于成了农夫，现在我们可以称苏轼为苏东坡了。
邻人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黄州太守、武昌太守，已活到一百二十岁的道士乔仝，僧参廖成了雪堂的常客。
苏东坡种地十亩，足以自给。黄州地方，鹿肉甚贱，鱼虾不论钱，又自创了东坡肉，东坡汤，足以待客，苏东坡终于心满意足，饮酒成了生活之常。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湖寄余生。”
仅仅是听江声还不够，苏东坡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于仲夏之夜坐船去了赤壁喝酒夜游，于是《赤壁赋》诞生了，三个月后《后赤壁赋》写出。
诗酒之余，苏东坡还迷上了瑜伽和炼丹，以养生为乐，总结长寿秘方为：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一曰晚食以当肉。
苏东坡最可爱之时就是以独立自由的农人身份谋生活的时候，此时他的思想已融儒、释、道于一体，这位诗人的心灵中生长出了他的混合人生观。
一〇八四年三月，皇帝下旨调苏东坡去临汝。临汝美丽而富有，皇帝有对其照顾之意。官方为他送行，宴席上歌伎李琪求诗，也终如愿，使她得以名垂后世。
和尚参廖、一百三十岁的道士乔仝和老友陈慥一直陪他带九江。苏东坡和参廖同游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和苏东坡的到来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苏东坡厌倦了官场的争斗，在常州买了一块地，然后奏请皇帝允许他隐退。地已买好，皇帝的旨意未到，只得上路。
三月初五，神宗皇帝驾崩，皇太后下旨准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一家人欢天喜地回到宜兴，还不到十天，旨意任命苏东坡为登州太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怕他不就位，派武装士兵护送其到官衙。司马光重新当政，元祐年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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