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讲话实录》读后感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问题成为焦点。这只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缩影。
一年前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成为国务院总理，这一年并不轻松，这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一年。相比于四年后在国务院本届政府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谈笑风生，此时朱总理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五年任期：从多轮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到分税制改革，从提高教师待遇到科技人才培养，从抗洪救灾到退耕还林，从建立社保体系到住房体制改革，从政府机构改革到国企改革。长路漫漫，直面党内压力，各省市压力，“香港报纸”压力和国际综合压力，幸好“勇敢”的朱总理把中国保护地很好。
查资料时发现个趣事。主要负责处理广东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的正是蒋超良。这个名字也许有些陌生，他就是今年因为疫情防控不力被撤的湖北省委书记。当年受到戴相龙的赏识一路破格晋升，他担任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在外开放第一线，指挥多次金融机构破产和行政关闭清算，以广国投案为代表作的他在中央对金融危机的处置中功不可没。非典期间他正好分管卫生并担任湖北副省长，第一次应对除金融危机之外的社会危机还算顺利，之后还总结了抗疫经验，可惜今年他似乎忘记了。
朱镕基针对日本记者有关广国投事件的提问有如下回答：“广信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我觉得那些债权银行以及某些金融机构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太悲观，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没有支付能力，不讲信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现在有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问题是这种债务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偿还。”
这让国际资本意识到中国决策者的风格变了，这种强势而自信的底气来自于改革开放的成绩，也源于国内危机倒逼改革的压力。虽然破产在世界上不稀奇，但是发生在地方国资背景下的公司还是第一次。“香港报纸”普遍认为党中央不敢让它破产，日本政府更是“严重关切”，鼓吹这会让中国和中国企业信誉扫地。是啊，三百多亿的负债即使今天也不是个小数目，毕竟屁股决定脑袋。但是善于利用中国对外开放体制不完善和监管漏洞的投机者最后才发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同样不简单，特别是有敢于舍身为国，死而后已的总理。处理金融危机的果断与决心丝毫不逊日后让索罗斯身败名裂的普大帝。
他在1987年竞选上海市长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是47年找到了党，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顾忌，只要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得到什么后果我是不计较的”。
在讲 “关系”盛行的年代，朱总理的一身正气，不畏权贵。在审计和政府机构改革时和身边人常说的就是：“不要怕得罪恶人，为人民执法，不管后台有多硬，谁违法谁下台。不撤职，不抓人，不坐牢，有的人甚至照样易地做官，这怎么能行？”动别人的奶酪不容易，在庞大既得利益人群面前，朱总理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信念从未动摇：“一个收支两条线，另一个国库集中支付。今年必须完成，时不我待，建立德政，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金融危机，世贸组织谈判，社保改革，分税制改革，银行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国企改革，退耕还林，防洪救灾，科教兴国，打击走私，反腐…朱总理一路走来初心未变，解决好这些造福后人的问题并不容易，我认为朱总理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说实话有些问题不好讲，也讲不清楚，毕竟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仅从结果来看我认为是时代造就了朱镕基，不得不说有太多的机缘巧合，如果不出事，从地方进高层也没那么轻松。当然朱镕基也不负党和国家的期待，不负老一代领导人的信任。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今天我们享受着在环保，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果实，要明白这是前几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朱镕基铁腕改革成功的背后是党中央的支持，人民的选择。他所打破的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上层建筑的枷锁，都是时代潮流的阻挠者。说出“做不到我总理辞职”的底气绝不仅仅源自老一代的授意，更多的是春天的呼唤。
当然朱镕基并不缺少人格魅力，卸任前谈到防汛他说“我的眼睛当时已经很不好，医生要我动手术，但我没有动，就是一定要到长江黄河松花江沿线走一遍，我不去看，我不放心。”在和平年代，这种战斗意志不难让人联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骨。这样的细节书中有太多。
在我们赞叹崇敬朱镕基的同时，也要明白我们都是国家未来的影响者。时间不停歇，接力棒要一直传下去，我们都是前人成果责无旁贷的守护者，前辈们面对的困难并不比贸易战和科技封锁轻松，或许有的事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又何妨？让子弹飞一会儿。
最后用朱总理的一句话结尾：“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该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