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义》一文洋洋洒洒共有一千余字，从儒家的视角详尽地介绍了古代射礼的诸项仪节。整体阅读下来，我感觉“礼教”二字一直萦绕在脑边。确实，射箭作为古代中国的六艺之一，所谓“礼乐射、御书数”，正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规定、宣传下，走向修养内心品性，培养优良品德的方向。这一篇《射义》，也是以“文射”这一个指导思想来贯穿全文的。
但是转念一想，礼记诞生于战国到秦汉这一段时间，这篇射义主要讲的也是周朝的射礼礼仪。这本是一个尚武的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火纷争，群雄逐鹿，枕戈待旦。这个时候，武力成为了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尚武精神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推崇。这个时候的射术本应该是以技术层面为主要考虑因素，是力量的象征，早前周天子也曾用“田猎”的形式来威慑诸侯，但到后来却变成了礼乐教化等各种仪式中，偏向道德礼仪的一场表演。这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呢？我在这篇文章中读出并归结了以下原因。
首先常识上来讲，不乏生产力的提高，狩猎本源于原始时代，在这一时期，狩猎是最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狩猎为人类带来兽皮、兽肉，同时满足了衣和食两大基本生存条件，在此期间，射从工具与技术上也逐渐提高。而在后来《诗经》所反应的商周时期，农业已经取代了狩猎成为了人们主要的生产活动，射术在作战方面与美学上被赋予了更大的含义。一方面狩猎被称为集体“武功”，已有训练兵力之意；另一方面有身份的人外出围猎成为盛事，射技高超的人往往因为射姿优美被人称赞。这两方面也成为后来射术逐渐形成一种礼仪形式打下了基础。行猎更加仪式化、射手被赋予美好的精神寄托，此归至礼。
然后是周朝时期礼制的宗法特点。我们从《射义》原文“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中可以看出，射技的好坏关系到了诸侯的荣辱。同时文章开头的“君臣之义”、“长幼之序”等等也可以看出，射礼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的。礼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稳固统治的一种工具，射礼在本质上反应的还是上层建筑、统治者意识。“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而兵不用，诸侯自为正之具也。”因为射礼是用来维护秩序的，所以射术已经不贵在技艺多么高超，而在乎的是一种义，一种规矩。
再就是周礼的“礼乐教化”特点。姜广辉先生曾经说过：“射礼所具有的道德内涵甚于它的技艺性,从而受到行礼者的重视。”统治者发现，周礼不同于以前对神魔鬼怪的崇拜迷信，更多是对于个人内心行为的约束，道德品质的改善。在周朝的射礼当中，还要配以音乐，不同级别的人用的音乐不同，起到的教化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意在训诫诸侯士大夫尽到自己应该尽到的义务，遵循一定的法度，这也与宗法特点联系了起来。同时“此可以观德行矣” 、“射者，所以观盛德也。”，我们看出，在这样一个音乐加射礼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可以窥见君子的德行如何，因为在练习射礼的时候，也是君子内心道德品质自我约束、自我修炼的时候。
最后是儒家文化对射礼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提倡，这一步也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不是单独割裂开的，它与前面两个原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首先从射术本身来看，射术在练习的时候不强调合作或者是面对面的竞争，更注重的是个人内在技术、心境的提升。这也就符合了儒家“内圣”的这一个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希望通过恢复礼乐制度来重新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射礼”作为一种合适的外在形式被儒家所相中，他们把西周时期射礼中注重的礼乐仪式感发展到道义层面，将其与德行、与修身联系在一起。
比如“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孔子认为射箭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志向。从射箭上看，我们要心平气和，要摆正身体，握紧弓箭，这样才能射中靶心。但是每个人对靶心的定义又是不一样的，父亲的靶心是做好父亲的目标，国君的靶心是做好国君的目标。每个人要射的“鹄”不一样，要实现的理想抱负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射箭之时，寻找到自己人生上的道德目标，从而不断进取。再比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这个例子，孔子说，没有德行的人是不能参加射礼的，将道德作为了一把衡量众人的尺子，体现他重德尚贤的思想。又比如孔子说“射者，仁之道也。”，孔子认为“射不主皮”，也就是说射箭的时候不在乎你是否射中，更在乎的是修养的体现。如果输了，不应该去责怪胜利的人，而应该自我反省一下自己的原因。这也成为了一种道德引导的方式，一种从内在治理社会的方式。
尚武的时代，射术仍然一直存在着其军事上、力量上的意义，只是因为宗法制度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继承、生产力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因素，它作为道德实践的作用也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射义》一文让我们看到了射礼作为一种产生于政治经济背景下，融合审美观、仪式感、道德修养、生产活动等多方面的现象所绽放的特殊的古代文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