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廷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数千步兵，深入匈奴，先胜后败，而救兵不至。在走投无路的重围之中，这个家世悲惨、满怀光宗耀祖志向的年轻人，不甘心就此在失败中了断一生，他做出了最为耻辱的决定：投降匈奴。对他而言，他只是想“留得青山在”；在现代人看来，在牺牲自己也不能改变战局的情况下，投降而成为战俘，也是无违道德的正常选择。但在那个时代，在特别寡恩的汉廷，这个有“国士之风”的青年将军却就此彻底地铸定了自己的悲剧命运。
这件事也彻底铸就了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曾经与李陵共事过的司马迁。他俩一文一武：当李陵在沙场上为汉廷浴血奋战时，司马迁也在书房中奋笔疾书，他在为这个大时代，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树碑立传。此刻，远在漠北惶恐绝望的李陵决不会想到，司马迁，这个他虽然认识，却从未有过交往，“未尝接杯酒之欢”的一介文人，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在为他辩护，从而冒犯武帝，被下狱，第二年，即公元前98年，被判死刑。
同样不甘心就此“轻于鸿毛”地死掉，“没世而名不称”，司马迁也选择了活下来，为此不惜接受最为耻辱的宫刑。
人类的悲剧是文学的温床。这件事引出了汉代最著名的两封书信：李陵的《答苏武书》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答苏武书》让我们记起了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抛弃，被大漠淹没的人的绝望。
而《报任安书》，则写尽了一个人被自己的政府羞辱，被人群歧视，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如何独力支撑，为了某种希望，所能承受的人生耻辱的极限——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在人生的所有耻辱中，“最下腐刑极矣”！
这封书信，显示了作者内心在巨大的打击和耻辱感下深重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对抗这种痛苦中显示出的坚忍的个性力量，读后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受。它是散文体的《离骚》，甚至比《离骚》更杰出，因为它的作者司马迁最终以个人的坚忍完成了自己的名山事业。所以，如果说屈原是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则是成功的伟人。
大约在公元前87年，《史记》横空出世。而它的伟大创作者——司马迁的行踪却消失了。那死去的孤绝的生命，在《史记》中得到永生。
说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家，当然不会有人怀疑。但对于他为什么伟大，人们却有不同的见解。这正说明他在诸多方面都是伟大的，所以，在后人所涉足到的地方，都发现了他的伟大与创造。
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历史”。儒家传统下的中国史家，大都是用他们头脑中固有的价值观念——主要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价值观念来考据历史，记录历史，评价历史。史家必须兼具书记员和审判官的双重职能。在他们看来，历史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尘埃落定的事实；是一个经历，是人类“曾经有过”的经历。它对我们的意义与价值，乃在于为我们提供一种道德案例。我们关注的乃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事实中透析出的道德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样，作为对象的历史，就是被我们判为死亡的东西。历史学家们面对历史，如同尸检官面对一具尸体，只是解剖它，判定其死因，写出尸检报告，而不必对死者表示尊敬与哀悼。
但司马迁则异乎寻常地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对历史对象的处理方式：他抚尸痛哭，为历史招魂，让历史复活。他让历史的幽灵飞临我们现实的天空，与我们共舞。他为我们展现的，不是历史逻辑，不是历史理性，而是历史本身。他用“再现”的方法，让“曾经的事实”变成了每一个阅读者“当下的现实”——当我们翻开《史记》的册页，我们就会听到那些历史人物的声音，看到他们生动的面容。
同时，他虽然也满怀无奈与感喟地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并在其著作中对之加以钩隐索微，但他真正的兴趣，则是关注着人类天赋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气下的义无反顾的心灵；关注着历史人物的血性、气质、性情，以及那种冲决逻辑的意志力量。一个不相信、不承认、不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史家，不是一个老实的、心智健全的史家；但仅有历史必然性而没有自由精神、仅有逻辑而没有意志、仅有理性精神而没有宗教崇高、匍匐在必然性法则之下而不能歌颂个体生命对必然性的抗争的史家，必不是一个伟大的史家。这种伟大的史家必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悲剧精神，所以也往往是伟大的悲剧者。
可能是由于司马迁认识到了，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不是“天”的意志史，于是，以“绍圣《春秋》”为使命的司马迁抛弃了孔子既定的历史纪年法——编年体，而改用纪传体。这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他对那冰冷的历史巨轮投以轻蔑的一哂，然后满怀慈悲地去关心轮子下面的那些泣血的生灵，从而，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人物以及他们对历史必然性的反抗，对自身命运的体认，构成了《史记》中最绚烂、最悲壮、最华丽、最哀婉的主色调。史学成了人学，必然性成了戏剧性，逻辑的链条崩溃了，生命的热血喷涌而出……
司马迁纪传体之“以人代史”“以人叙史”，实际上乃是历史观念的伟大觉醒：没有人，便没有历史，历史的主体正是那形形色色的人及其命运。而历史的意义也恰好就是人的意义，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观念。
是的，司马迁是一个自觉的“人类的史学家”，而不是“天”或“绝对理念”的账房先生。司马迁似乎很缺少孔子那样的价值自信与道德自负。他对很多东西似乎不够确信，他更多的是怀疑与犹豫。是的，他的思想并没有定格，他只是一直在“思想”，却又一直不敢下结论。在这儿，我是在动词的意义上使用“思想”这个词的。他一直在思，在想，他如同一个顶尖的棋手，面对历史的错综复杂，他一直在长思，而举棋不定。这就使得《史记》具有一种动态的思想状态。作为历史著作，《史记》几乎成为历史本身。
我说《史记》是历史本身，就是说，《史记》就是人类生活本身。这里有伟大的帝国和威严的帝王，不可一世的将军及他的坐骑和宝剑，情不自禁的诗人及他的酒壶和秃笔，卑鄙的政客与仗义的侠士，显赫的官僚与江湖的隐士，趋炎附势的门客与侠肝义胆的游侠……还有阴谋与情欲，屠戮与招安，武夫壮志，政客宏愿，诗人的灵感，哲人的思想……
司马迁明白，人性的复杂远超历史的复杂，于是，他并不是通过历史给我们一个结论，而是与我们一同思考，他写出他的怀疑、惊讶、彷徨与苦闷，他几乎就是一个误入历史迷宫而走投无路的迷失者，试图拉住我们，让我们一同帮他走出思想的迷惘。这类带着强烈的反思与主观意见的文章，当然无法在“编年体”中得到充足而自由的腾挪空间。我仅举一例：《伯夷列传》。这一篇确实与其他传记不同，因为它基本上不再是“传”，而是“论”。如是“传”的写法，当从文中的“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始。而此篇一开始就是议论，显然，在下笔之前，司马迁已是感慨万端，有满腔郁积的话语需要发泄，所以，他握笔临纸，不能自控，骤然发之，满纸烟云。一番倾吐过后，再以“其传曰”引出二人生平，给读者的感觉是，对传主的生平叙述已退居二线，只是为作者的议论服务，成为“论据”。这种写法完全打破了他自己确立的纪传体格局，并且在后来历代采用纪传体的正史中难得一见，实在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另类”。可说它是“论”，却又无定论，而只是司马迁的满腹狐疑，以至于满篇的“疑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是遵何德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而几乎每一“问”，都是一个关涉历史正义、现实良知和人类德行的大问题。而他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结论。这说明他并不想用一种既定的价值观念予历史人物以鉴定，而希望我们在更宽广的道德视野、人性观照中作多角度的思考。
司马迁创作《史记》，其最大宏愿以及其为自己定下的伟大目标，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哲学，“通古今之变”是史学，他确实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两项使命而“成一家之言”。但显然，《史记》的成就还不仅仅在这两方面。司马迁对人的重视，对人的意志的高扬，对人的情感与理想、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性情与才华、智慧与激情的浓厚兴趣和出色描摹，以及他投入其中的充沛的个人激情，又使《史记》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文学华章。
以描摹“人”及其性格、命运作为自己写作的目的和使命，最终决定了《史记》不仅是哲学、史学，还是文学。《史记》中记录描摹的历史人物，不仅仅是“历史”的对象，而且是审美的对象。我们从那些人物身上不仅了解了历史，而且甚至更多地了悟了人及人类的命运，世界的悲剧性，人生的荒谬性；了悟了人性的美与丑，伟大与卑微。《史记》不仅让我们了解了那一段历史，领会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更多的倒是激起了我们内心巨大的审美感慨。读《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时，我们往往不是那种研究历史时常见的冷静、客观的心态，恰恰相反，我们是常常处于情绪的巨大波动中的，我们在历史中感悟人性，感慨人生。一句话，读《史记》的过程，不仅仅是温习历史的过程，更多的倒是一个审美的过程。
司马迁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遭受李陵之祸，使他感受到个体生命在强大的体制面前的渺小脆弱与不堪一击，感受到个人的意志、人格、精神力量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同时，他又被人性的东西感动，对人的自由意志无比推崇。鲁迅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鹗《〈老残游记〉序》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都以《离骚》这样的纯个人抒情作品来比拟《史记》，这说明《史记》虽为史书，却确实是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个性色彩不仅是指其语言风格、叙述风格，更主要的是指其中所蕴涵的司马迁基于个人经历的个人感受，以及独特的个人情感特征。这种个人感受和个人情感特征使《史记》带上了强烈的抒情色彩，个人性与抒情性是《史记》文学特征的重要表现。
通过《史记》，我们洞悉了司马迁内心忍受的痛苦以及在忍受侮辱时他内在的强大与自尊。《史记》是他耻辱与痛苦的结晶，却变成了他尊严与崇高的象征。是的，《史记》首先是他的光荣，然后又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成为我们这一伟大的文化传统中最为耀眼的光环。
【注】本文仅供塘厦中学高二语文专题阅读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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