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虽出身贵胄然垂髫丧父，束发失母，幸得贤母教而成英才。时倍臣当道人心不古，有礼崩乐坏之势，故此论语出。
论语之术者，莫非修齐治平也，前人述备亦，余若附庸赘述，恐画蛇添足乃至取枉错直，使直者枉，所以另辟蹊径以大略观之，一者取巧避拙，以免贻笑四方，二者抛砖引玉，以求大家新说。
讲《论语》就不得不提到另一部经典，那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此作著时正值雅典城邦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更有倾颓之势，与春秋末年礼乐崩坏如出一辙。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柏拉图与孔子都架构了一种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理想体制，不同的是柏拉图将权杖交给哲学王，而孔子却主礼法以为宰者。这种以礼法道德为结构，以高尚个体为单位的社会模式，为日后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生态奠定了基调。
“礼法”是不同等级的不同行为模式，“道德”则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此二者是先贤为促使整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最优策略，围绕这两点展开，愚以为《论语》贯穿始终的主题是社会分工与合作。颜渊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里所论述的就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应各司其职，在其位，谋其政。承此而启后者遂有西汉大儒董仲舒之纲常说，可以说纲常不啻为《论语》中描述的社会模式的总结：君臣、父子、夫妻。层层递进，权责明确。而仁、义、礼、智、信中除“智”存利己属性，其他的品质皆有益于他人且能缓和社会关系。论语学而篇中更有：“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一个温和忠厚谦卑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倘若世人依此道而行之，则衣冠安坐于庙堂，黎元勤奋于田亩，每个人各行其政又互相合作，如果将这些君子置于社会的大机器中，社会就会愈发稳固，在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稳定的社会具有最高的生产效率。这也是孔子的终极政治抱负。可以说孔子之于封建主义就如同亚当。斯密之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之于社会主义。
孔子在世人心中的形象，不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也并非驰骋疆场的军事家。而是一位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以至于后世皆称其为“万世师表”。《论语》也大多数以学生求问于老师的体裁来表达孔子的思想。为何教育在儒家学说中如此重要？究其根本乃教育是孔子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最重要的手段。教育将礼法道德变成社会共识，传递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构，培养温文尔雅的君子。在漫漫长河之中教育是儒学战胜诸家学说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键，当欧洲的知识还被用晦涩艰深、诘屈聱牙的拉丁文撰写、用昂贵的羊皮卷束于宗教僧侣之高阁时。我们已将智慧的种子撒遍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国在历史中长时间领先于世界也正因为此。而私学之风的盛行则滥觞于《论语》。子曰：“自行束脩以上者，吾未尝无诲也。”将知识廉价化、去垄断化，孔子可谓居功至伟。
至此，《论语》中所蕴含的社会模式的逻辑关系就叙述完备。一个由礼法法与君子构成的和谐的社会机器通过教育进行传承。经过一代又一代如董仲舒、程煜、朱熹这样大家的完善，儒学的理论与《论语》中的社会结构越来越适应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这种完善的结构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异常稳定，以至于明清时期我们甚至被这种强大稳定反噬，当然此为后话，并不在此篇的讨论范围之内。
余幼时就尝读《论语》，不过心智未开，只解只言片语。今日再与夫子谈心，心胸豁然开朗。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看来今日夫子知我愤悱亦。其实剥掉“大成至圣文宣王”“褒成宣尼公”之类的金衣，夫子是一个很可爱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如果用《论语》来描述他，我愿取“君子坦荡”四字。不遮遮掩掩，不装腔作势。不攀附权贵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重感情，却有原则。对弟子的死悲痛欲绝却不欲奢葬，甚至拒绝用椁。有时发发牢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还不忘揶揄子路。与古人交心，实在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