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读后感本书是由外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周恩来传记，是周恩来传记中最全面、生动和畅销的版本之一。本书作者自1960年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后，便开始收集该书的写作材料，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同事们的广泛回忆及国内外可供查寻的文献资料。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你周恩来传读后感800字，欢迎大家阅读!
周恩来传读后感800字1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般气势雄浑的诗句是周恩来总理在青年时期所写下的。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面对凋敝的祖国，胸怀一颗爱国赤子之心的周恩来立志要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像水，像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水，最终化为刚强炽热的雨击打在中华的广袤大地，回响不绝。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一堆灰烬。”这句话极为中肯地点明了周总理在革命时期以富有魅力的人格和极其出众的才能为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党的六大以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更为疯狂的屠杀，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就在此时，周恩来临危受命，担负起党中央的保卫与组织协调工作，以水一般的冷静机智__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国民党的高压没有吓倒坚韧穿石的水，大叛徒的无耻出卖没有制服灵活多变的水。最终，毛泽东的星星之火与周恩来的上善若水结合成了雨，润泽了饱经挫折的革命，为后来革命的光辉前途奠定了基础。
水有博大的胸怀，周总理亦如是。他从来都是顾全大局，无私忘我。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在遵义会议上，他完全从革命大局出发，把当时职位比自己低的毛泽东推荐进入领导集体，从而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此后的长征路上，他亲自上前线指挥战役，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毫无半点怨言。有时，同志们在一些问题上不理解他，他都是耐心教育，从不计较。正因如此，周总理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受到了党外许多进步人士的赞誉。张学良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了周恩来，我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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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1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向读者推介了三本领袖传记：《毛泽东传》(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迪克·威尔逊著)、《邓小平传》(理查德·伊文思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此举，既是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又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献上的最好礼物。
读者在选择一本领袖人物传记时，要综合考虑作者、使用的档案资料、主要观点、行文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三本领袖传记，在同类书中是出类拔萃的，是值得读者好好研读一番的。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仅扼要阐述之。
首先，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作者是英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迪克·威尔逊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威尔逊在研究中共党史和领袖人物方面有深厚造诣，著述颇丰。除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外，还有《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迪克·威尔逊还是外国第一个为毛泽东立全传的。1979年，即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三年，迪克·威尔逊就基于当时的历史文献材料，创作出了《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以西方的视角为世界了解毛泽东做出了贡献。《邓小平传》的作者是西方邓小平研究专家、当代中国史研究专家、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理查德·伊文思曾三度来华任职，前后在中国生活了8年时间，与邓小平有过数次面对面地接触，还直接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等重大事件。
其次，这三本书使用的档案资料非常详实。写传记，需要详尽地占有档案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去伪存真、整合利用。在《毛泽东传》中，我们可以看出迪克·威尔逊在这方面花费的巨大心血。在这本书中，作者使用了毛泽东的著作和大陆方面公开发表的有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也使用了中外一些人物的回忆录。中国方面的，有萧瑜、王明、张国焘等;外国方面的，有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李德等。这些人物，都同毛泽东有过交往，他们提供的档案资料具有非常强的参考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回忆录的部分内容，因为各种原因，在大陆范围内是未曾公开出版或者是出版后限制使用范围的。《周恩来传》和《邓小平传》中使用的档案资料，除了具有以上的特点，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作者同传主有过接触，他不但可以多方收集档案资料，还可以利用与传主接触的机会，形成一手的档案资料。迪克·威尔逊在1960年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理查德·伊文思与邓小平的接触情况更毋庸讳言。作者为传主立传，如果能和传主有过接触，会亲身感受到传主的性格、气质、谈吐、思想及精神状态等，这种优势，是那些没有和传主接触过的作者所不具备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本传记独到的观点和写法。熟悉领袖传记的读者应该清楚，在大陆地区，领袖传记的撰写是“官修”。在2018年机构改革前，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已经将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全部组织撰写完毕。其中，《毛泽东传》是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曾任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逄先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共同主编的。金冲及还是《周恩来传》的主编。《邓小平传》的主编是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原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杨胜群，但这部传记只从邓小平出生记载到了1974年。这些领袖传记，严格依据官方馆藏档案资料，集中了当代中国党史研究知名学者的集体智慧，代表了领袖传记的最高水准，颇具参考价值。读领袖传记，这些版本是必须借鉴的。然而，这并不代表其他的版本就没有参考价值。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撰写传记，由于受到的拘束较少、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专家等原因，这些国外学者撰写的传记中的有些观点更为独特，写法也更为灵活。另外，在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叙述上，国外学者接受到的信息也更为全面、广泛，叙述视角更为新颖，内容更为丰富。比如，在《毛泽东传》中，作者对延安整风运动、高(岗)饶(漱石)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就颇有见的。在《周恩来传》中，作者试图回答一个绝大多数读者不太容易想到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周恩来)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在《邓小平传》中，作者对“____”发动原因的分析、对_______产生及发展的叙述等，都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当然，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商榷。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写领袖人物传记，往往在权力斗争的问题上着墨浓厚，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性。但较“官修”领袖人物传记而言，西方学者提及的观点，还是为读者全面了解领袖人物的一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写法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三本传记，并非孤立地写传主的政治生涯，而是将传主放在所处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分析其奋斗过程及外界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其间还兼顾了其他领域并穿插了传主的生活，写法和语言上非常生动活泼。
周恩来传读后感800字3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加深刻地知道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苦难之重日复一日。无数有为之士进行了艰辛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出路。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改朝换代、杀伐征战的事情并不算少。但无论怎样动乱，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主要是内乱问题。即便历史上也有倭寇袭扰沿海等一类的外患，但也不过是冷兵器时代武器杀伤力悬殊并不十分明显的军事对抗。可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环境就不一样了。清王朝没落的同时，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工业革命后国力不断上升的时期。冷兵器遇上坚船利炮，中国人吃了不少亏。要拯救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和国家，走出一条不同与前人的探索之路，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必须适时而准确分析出远比以前更复杂的局面，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翻阅他们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出身平凡的孩子，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但他们最终在政治势力林立、救国思想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选择了共同的思想信仰，并通过武装斗争，清除了军阀割据，统一了中国大陆，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奋斗的人生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改造和建设了新中国进而影响世界的?他们对处于当今社会剧烈变化、思想多元复杂的人们重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有着怎样的启发?
我相信，阅读这三本传记，会引发读者对这些问题的些许思考。
周恩来传读后感800字4
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____’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____’，那他就是跟毛泽东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____’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着。”金冲及毫不客气地反驳。
1998年，继《周恩来传》上册之后，下册也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为基础来写的作品。
“应该考虑到：将来过几十年，所有档案都公布了，人家讲到这本书，最多说你对有些问题写得不详细，或者在当时不便说，但决不能让人家说你在胡说八道。”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很怕邓大姐也给我这样的评价”
事实上，金冲及最初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结缘，就是因为《周恩来传》。
198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建国后曾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进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因此，《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
作为主编，金冲及看了全部档案，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修改、改写，甚至重写。他说：“作为主编，应该对书中每一个字负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他‘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言及此，83岁的金冲及的表情就像一个等待着论文评判的学生。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
周恩来传读后感800字5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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